1938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从抗大毕业的学员中抽调部分优秀红军指挥员到新四军工作。刘飞被列入抽调名单之中，他被任命为新四军第3支队政治部组织科长。同年6月，刘飞奉命东进苏南茅山地区，到第3支队第6团任政治处主任。 刘飞 1939年3月，6团打开了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苏（苏州）、常（常州）、太（太仓）地区的抗日局面。5月5日，6团以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的番号为掩护，越过沪宁铁路，进入澄、锡、虞地区，刘飞任“江抗”政治部主任。 1939年9月下旬，“江抗”东进取得预期战绩后西返，在江阴顾山地区遇到了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第5、第10支队的进攻，刘飞率“江抗”第二路一部，自东向西沿山北面进行反击。战斗中，一颗子弹射入刘飞胸部，他的嘴、鼻孔顿时都往外冒血。 警卫员何彭福见状， 连忙给刘飞包扎，刘飞镇静地问他：“我背后有没有血？” 何彭福说：“没有。” 刘飞听后说：“没打穿就没事，快往上冲！”然而他没冲出几步，便倒在了地上。指战员们听到刘飞受伤的消息后，怒火冲天，拼命地往山上冲，最终击退了“忠义救国军”。 10月初，“江抗”为避免与国民党军发生正面冲突，被迫从苏州、常熟、太仓地区撤往扬中。在顾山战斗中负伤的36位伤病员和10多名医护人员留在了阳澄湖“后方医院”隐蔽养伤。 所谓“后方医院”，就是流动在阳澄湖上的一些小木船，病床是放在船舱里的门板。由于刘飞伤势很重，“后方医院”指定女护理员包蕴专门护理他。在只有少量药棉、纱布和碘酒、红汞等药品的条件下，经过包蕴精心护理，一周之后，刘飞的伤口不再出血，且未发生恶性炎症，但由于弹头进入了肺部，他只要稍一咳嗽，就会吐血。 后来刘飞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在阳澄湖上重建“江抗”。新“江抗”组建后不久，刘飞在陈毅的安排下，被转移到上海疗伤。3个月后，刘飞伤愈重返“江抗”，协助政治部主任谭震林工作。 “皖南事变”后，新“江抗”被改编为新四军第6师18旅。抗战胜利后，苏中军区以第18旅为基础，成立了教导旅，刘飞被任命为旅长。1948年淮海战役时，教导旅已发展成为华东野战军第1纵队第2师，刘飞任1纵副司令员，由于1纵司令员叶飞因病留济南就医，1纵在淮海战役中实际上由刘飞指挥。 1948年底，随军记者、作家崔左夫采访了刘飞。刘飞指着正在打扫战场的2师官兵，对崔左夫说：“我建议你好好写写2师，这个师是由36个伤病员发展起来的！”随后他把“江抗”的故事讲给了崔左夫听。 崔左夫听后激动不已，当场向刘飞立下“军令状”：一定要把“江抗”36个伤病员不平凡的经历写出来！ 1957年，上海沪剧团将崔左夫的文章《血染着的姓名》改编成沪剧《碧水红旗》。编剧陈荣兰等人专门征求了刘飞的意见，刘飞抱病对剧本提出了修改意见，并提供了自己口述的回忆录《火种》，上海沪剧团在此基础上，将剧本修改更名为《芦荡火种》。后来，根据该剧移植、改编的京剧《沙家浜》轰动全国。 1965年初夏，江青听说刘飞就是当年36个伤病员的领导人，便要接见他。刘飞感到很突然，想托病不去，因为他不想借反映“江抗”36个伤病员的剧作扬个人之名。但江青身份毕竟特殊，最终刘飞勉强同意了。 江青见到刘飞后，直接问他：“你就是领导过36个伤病员的刘飞？” 刘飞回答说：“是的。” 江青便要刘飞讲一讲那段经历，刘飞刚把“江抗”伤病员的情况讲了个大概，江青便不悦地说：“你的嗓门怎么这么大？” 原来刘飞的耳朵在孟良崮战役中被炮声震出过血，因此讲话时嗓门特别大，但他不想多作解释，回答道：“我平时就是这样说话的。” 刘飞 自从被江青召见后，刘飞就不大愿意提及自己的过去了，他说：“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什么时候都不要去摆功，去张扬自己。”《沙家浜》唱红后，一些知情者将刘飞比做剧中人物郭建光，他总是极力阻止。 后来崔左夫曾多次请求为刘飞写回忆录，他总是说：“一将功成万骨枯，我刘飞个人算不了什么。” 但是，人们最终还是知道了刘飞就是《沙家浜》里的郭建光的人物原型。 特别